在媒体上看到北大党委书记的一段话：“北大的学生为什么就不可以做一个普通劳动者，只要他卖猪肉卖得最好，修鞋修得最好，种地种得最好，工人当得最好，那一样是我们北大的骄傲。我想，这就是北大人的价值观倾向，就北大精神来说，在任何工作上做出贡献都是给母校增光。”
看了这段话，很不是滋味。一个本科毕业生，应该是一个准专业人员。毕业后在社会上经过一定的磨合，就应该成为专业人才。如果卖猪肉、修鞋之类活儿，都要由北大的本科毕业生来担当，那么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劳动力又去干什么？他们也是完全有能力把这些活儿干到“最好”的。反过来说，既然大学生和文化相对较低的人都可以把这些活儿做到“最好”，那么国家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培养大学生，父母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培养大学生？所以我说，书记的说法背后隐藏着的逻辑是“类读书无用”。
虽然我批评北大书记说的不对，但并没有轻视卖猪肉和修鞋的劳动者人格的意思。我当过知青，当过农民，我从来不会轻视他们(譬如现在我和小区的修理工、清洁工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)。作为一个北大的学生自己选择卖猪肉，这也可以理解，也可以支持。但这不能从北大书记的嘴里这样说出来，卖猪肉和修鞋的“最好”更不能成为“北大人的价值观倾向”。
现在一些领导很急于把大学生归为“普通劳动者”，这对一些自抬身价、好高骛远的大学生来说，确实有必要。但这里所说的“普通劳动者”，是指人格上的平等，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对掏粪工人时传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——我们分工不同，但为人民服务是一样的。如今要强调的，恐怕是“分工不同”。现在中国社会混淆了的，就是“专业”和“非专业”的不同。
先看美国的大学是怎么对待专业人才的。我的一个同学的儿子去了美国读书，进的是“常春藤”名校。一开学，就有与他的专业相关的各大公司派人来公关，请他们有空去公司体验体验。因此，他们很快就与这些公司建立了联系，假期就去那里实习。四年本科读下来，已经对这些公司比较熟悉。毕业了，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某个世界500强企业的新鲜血液。
再看中国企业怎样看与专业人才相关的问题。有一次做一个视频节目，遇到一位教育企业的老总。我主张中国的企业多和大学、大学生接触，主动积极地参与专业人才的培养。孰知他回答说：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大力气去培养大学生，我需要人才的时候，花钱找猎头公司去挖一个来就是。听得我目瞪口呆。
中国的教育本身存在问题，主流意识是关起门来读书、考试。所以大学生确实与社会和实际工作有距离、有隔膜。但这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来加以改变，除了学校的努力之外，还需要社会，尤其是包括企业在内的“单位”的积极参与。如果所有“单位”都不培养专业人才，都像那位老总一样需要时出钱挖一个便是，那么若干年之后，中国的专业人才从何而来，大学生的出路又何在？似乎也只有像书记所说，都去当“最好”的卖猪肉的和修鞋的了。
计划经济年代，中国社会一度排斥“专业”和“专业人才”，流行的说法是要“外行领导内行”。但即使在那时，正规的说法也还是“又红又专”。当然，“红”是实，“专”是虚，宣传时需要就给一顶桂冠，而真正去钻研业务，通常要被扣上“走白专道路”的帽子的。这种思想谬误一直延续至今。如果“类读书无用”的主张和现实不给予纠正，那么我们从“人力资源大国”变成“人力资源强国”的梦想就只能一直是个梦。
(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)
|